背着妹妹看秧歌

王红玉

小年一过，义顺公社革志大队的大队部就开始组织屯子里的社员们扭大秧歌了，由大队书记郑万江亲自率领，每人脚踩一副木头高跷，有高的，有矮的，有直的，还有弯的，用大麻绳左三圈右三圈地缠在腿上，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纸花冠，穿着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花棉袄，有条件的穿上绸子做成的裤子，没有条件的干脆把家里的大红花被面拆下来围成裙子，别说，还挺好看。有扇子的舞扇子，没有扇子的舞绸子，连绸子都没有的，干脆就舞手帕，舞毛巾。不管黑脸白脸嫩脸老脸，都涂上厚厚的白粉和腮红，唇彩很夸张，一挤眉一弄眼，煞是滑稽。那时候虽小，但总感觉这些人鬼模鬼样的，长大之后才恍然大悟，他们像极了给死人送葬时烧的那些红裤绿袄的纸人。

喇叭嘀嘀哒哒地吹，锣鼓咚咚锵锵地敲。从初一扭到十五，满屯子的雪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高跷踩下的坑坑点点。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孩子凑热闹，哥哥牵着弟弟，姐姐背着妹妹，一串一串的，就像用绳子拴在秧歌队后面一样，如影随形。同样是穿着破烂衣裤，同样是红苹果麻土豆般灿烂的笑脸。八九岁的我，背着小妹妹，和其他孩子一样跟着秧歌队一起扭，他们扭到哪，我们就跟着扭到哪。寒风中，小孩子们都冻得鼻涕拉撒，我拖着两桶大鼻涕，妹妹拖着两桶小鼻涕。因为背着妹妹，来不及擦拭，鼻涕攒多了，就被风直接糊到了脸上。累了，我想把妹妹放下来，可妹妹趴在我身上纹丝不动，不肯下来。回家休息吧，但又舍不得离开秧歌队，只好继续，那感觉，真是累并快乐 着。

踩高跷是个技术活，我一直纳闷，那些大人们怎么可以踩在木头棍上撒欢似地又扭又跳。当然，也有得意忘形之时不小心摔倒的，身子歪在冰冷的雪地上，支起两只大高跷左翻右翻爬不起来，看热闹的就一拥而上，齐心协力把他立将起来。那家伙也不客气，俯身摸摸其中的一个人的头，就急急地七扭八拐地插进队伍里去了。

正月初一，秧歌队开始挨家挨户拜年。拜年，是要给赏钱的，秧歌队员们要求也不高，两盒葡萄香烟，就足以让大家心满意足。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穷人扎堆啊，就是这两盒烟，有的农民家也拿不出来，什么都不拿吧，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只好一听喇叭声近了，就逃之夭夭，此为被拜年吓跑的。有时候，秧歌队进了院子，锣鼓喧天地扭了一大圈子，一回头，却发现人家是铁将军把门，真是无比扫兴。喇叭声锣鼓声戛然而止，大家干脆三五成群地坐在院子的墙头上歇一下，也不生气，一边休息，一边抽烟，一边笑骂着这一家主人抠门，然后重整旗鼓，继续到下一家拜年。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秧歌散了，我背着小妹妹，脑袋里装着喇叭声和锣鼓声蹒跚着秧歌步踏着高跷印回家，余兴未尽。晚上做梦，自己威风凛凛地踩着大高跷扭秧歌，身上仍然背着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