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猫论”

论“猫论”

邓小平一直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根据“猫论”指导下的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来农村、企业、经济、社会、人伦、道德等各方面的现状来看，“猫论”究竟是对还是错呢?长眼睛的人只要看看中国的现实便能得出结论。

要说“猫论”，这也并不是邓公独创，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有“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其意即是“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邓公首提“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在1962年讨论农业包产到户时提出来的。他借用了刘伯承在战争年代指挥打仗中常用的一句口头禅：“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认为，在恢复农业生产上，哪种生产形式好就采用哪种生产形式。当时他以“猫论”形象地阐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不管采取哪种生产方式，只要把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的生活 水平搞上去，就是好的生产方式，就是“好猫”。

在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题的中央四号文件谈及“猫论”的原文：“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教育 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建设上的理论指导。因为在当时要实施改革，许多人都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争论不休，因此，不解决这个问题，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如果等把“姓社，还是姓资”的事搞清了再改革，那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邓公再次提出“猫论”，顿时让那些无休止的争论平息下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改革起步。在当时来讲，“猫论”对启动经济改革有一定的作用。

刘伯承元帅在打仗时说的“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指在具体的一次战斗中不管采取哪种打法，赢得战斗就是好方法。这句话指的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指具体的某一次战斗中的战术问题。他是希望指战员们在战斗中要灵活机动，不论采取什么战术，你要最终打赢战斗，而不能太死板，默守陈规。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或在一时一地，它或许会见效。然而，将此话拿来作为改革的长期指导思想和指导改革的理论就大错特错了。

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应该具有其科学性和系统性，它应该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科学的理论不仅要能够正确指导实践，而且应该能对实践的结果具有预见性，它还应该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猫论”的错误就在于它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且它极不严密，没有科学性和系统性可言。它不仅没有能正确地指导改革，而且被一些人曲解，来谋取不法利益，给整个国家带来致命的危害，所以它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理论。

“猫论”导致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猫论”只强调结果，不注重过程;只强调达到目的，而不顾方法手段。也就是说只要能发展生产，管它是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也印证了反击右倾犯案风时批邓常说的一句话：他是“唯生产理论”者，“只管拉车，不顾看路”的正确性。后来，许多人以“猫论”为尚方宝剑，做尽了人间恶事和坏事。有些人从“猫论”的漏洞中尝到了甜头，他们越来越会抠字眼，然后以某人的某句话为依据，大干违法乱纪之事。还如后来邓公又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此话与猫论如出一辙，同样很不严密。有些不法之徒就以此为依据，猎钱猎财，不择手段。后来邓公见有人以此话为借口来干违法乱纪之事，又给这句话加了个定语，将之改为“让一部分人通过勤劳手段先富起来”。再后来，在中央要求创建和谐社会时，有些人就以此为依据，你贪我贪大家贪，我不揭发你，你也别揭发我，大家共建“和谐社会”。“猫论”教会了基层领导干部曲解上级的方针政策，为这些人违法乱纪找到了借口和保护伞，思想战线一片混乱，也正如文革时期所说的牛鬼蛇神泛滥。

“猫论”导致人们道德沦丧。“猫论”一出，许多人在金钱和物欲面前不择手段，为所欲为。现在回想一下先富起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就当地的实际情况而言，先富起来的并不是守法经营者，而多是改革后产生的一些地痞、流氓、无赖、亡命徒等。这些人胆大、皮厚，目无法纪，什么事情都敢做。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开始官商勾结，成了先富起来人。这些先富来的人并没有像邓公所想的那样，先富带后富，而是以有钱为资本，不惜违法，什么赚钱快就做什么。因此，过去被取缔的黄、赌、毒，走私贩私和黑社会等社会丑恶现象再度出现，而且很快蔓延至全国。为了更大的利益，有人还开始了贩卖人口，组织黑社会组织，甚至盗卖国家机密，只要能赚钱的事，他们都敢涉及，根本不管它是违法不违法，更不管它是符合道德规范还是不符合。

“猫论”导致官场风气败坏。在“猫论”的指导下，有些不法商人为了实现利益的更大化，他们把触角伸向了官场，拉拢、诱惑官场中的一些原则性不强，抵抗力差的官员帮助其获取非法所得，损公肥私。随之而来的是吃贿赂，再到索贿、受贿，再到贪污腐化。之后，有些已经有了钱的人又想过过官隐，所以他们便开始买官，官员们发现卖官也是一条不错的生财之道，便肆无忌惮的卖官。这样一来，官场即成了生意场。过去的人民公仆，摇身一变便成了生意人。他们官中有商，商中有官，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官商阶层。官商阶层形成后，他们在后来的国企改革中，相互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把国有资产堂而皇之地收入自己的囊中。从此，官场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而是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帮凶。“十八大”后严惩腐败开始，有些官员被吓得又是跳楼，又是上吊，还有些看到做官捞不到好处了，便纷纷辞官，这说明了什么?他们原来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能捞取好处，根本不是执政为民。

“猫论”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猫论”不仅扰乱了官场，而且也搞乱了经济秩序。众所周知，“十八大”后反腐短短两年后，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萎缩现象呢?这不正是过去经济秩序混乱的结果吗?在过去那些年，官、商们为了达到“共同富裕”，可批不可批的项目通通地通过审批，就拿房地产开发来说，早知住房已经过剩，但是审批部门还是一再地审批。造成对土地资源的浪费，也造成经济方面的浪费。这种浪费并没有损害官员们的利益，也没损害开发商的利益，而最终危害的是国家利益，危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这些贪腐官员们甚是深谋远虑，他们深知狡兔尚有三窟，所以他们不止有三窟，他们将大量非法所得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库空虚，甚至导致有些银行、企业等无法生存。

“猫论”导致了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在“猫论”的指导下，拜金主义者、唯利是图者、贪官、不法之徒等，极尽所能，以不惜破坏环境为代价，非法牟利。如：笔者家所在的村子原有很大一片树林，其中有上千棵成材树木，村支书一句话就以每棵树两元的价格于九十年代初卖给了自己的关系人;另如：笔者家所在的乡有一道山沟里上千公顷的原始森林，由于在改革初期撤销了原公社林业站，偌大的一片原始森林被一些不法之徒在五年内砍伐殆尽，原本好端端的林子被砍得光秃秃的，活像和尚的秃头。由于森林被砍伐，水土严重流失;小工厂、小作坊的开办，河流被污染，空气被污染;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了土壤被污染，粮食被污染，蔬菜也被污染;由于卫生条件不达标，工厂生产出来的食品也被污染;有些丧心病狂的人为了贪钱，治假贩假，视人命如草芥，让人们每天吃着被污染了的食物，服用假药，给人民的健康状况带来严重危害。这些人不仅危害了人民的健康，而且还给国家治理环境污染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猫论”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在“猫论”的作用下，一些不法之徒与贪官勾结，瓜分国有资产，靠不义之财完成了资本积累，一夜之间摇身一变便成了新生资本家。他们在壮大了自己后，然后以承包工厂或公司来剥削普通劳动人民。他们与普通劳动人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形成新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新生剥削阶级住豪宅，坐豪车，有的甚至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吃大餐，喝好酒，吃人奶，包二奶，养情妇，而有些百姓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他们一辈子连一套普通住房也买不起，连媳妇也娶不起，有病看不起，孩子上学上不起。这就是“猫论”导致的后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创建的好端端的一个共和国就这样又倒退回到了解放前，而今新生的资本家要比解放前的地主、资本家更狠心，更毒辣。他们随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稍不满意，就随意惩罚、开除工人。在利益面前，他们泯灭了人性，无恶不作，导致贫民的极大不满。

“猫论”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在“猫论”的误导下，贫民百姓与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目前，社会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新生的资产阶级、走资派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上。新生资产阶级包括不择手段富起来的阶层、贪污腐败分子等。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百姓的仇官、仇富心理，更为严重的，是使百姓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乃至失望。

“猫论”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极度混乱。现阶段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社会秩序最为混乱的时期。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只有相互的利用。当今，党和政府与劳动人民离心离德，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政府为了社会的虚假稳定，每年花费大量资金和人力专门维稳，很是滑稽。现在的政府挂着“人民政府”的招牌，其实做着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事。老百姓要解决一些问题，只好送礼求人。如果没钱送礼，则万事难成。被逼无奈之下，他们只好上访，可是上访之路又是何等的艰难。在走投无路之下，有些人便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诸如：抢劫、贩卖人口、杀人、放火、冲击机关等等。如山西胡文海杀人案就是这种被逼出来的结果。这都是“猫论”导致的结果，如果继续推行“猫论”，国将不国。

“猫论”把党和国家推到濒临灭亡的境地。“猫论”解决了一时的吃饭问题，带来的是暂时的虚假繁荣，但它给社会带来的负效应要比正面效应大得多得多。它不仅把国家推向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把党和国家推向了濒临灭亡的境地。如果现在一旦再出现灾荒和战乱，有谁还愿意跟着党和政府共赴国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切切实实的现实。

如果共产党想要走出周期律的圈子，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关心百姓福祉，团结、依靠人民大众，坚决、彻底地反腐，严惩贪官和不法分子，解决好贫富分化问题，加强对全民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走南街村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集体致富的道路。

共产党是依靠劳苦大众得的江山，如果在建设时期摆脱劳苦大众，只为了一少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这将是很危险的，是没有出路的。目前的那些富人和官员能有几人靠得住?千万别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